少数民族对华夏农业文明的特殊贡献——以农作

我国少数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贡献的确认，是基于考古研究。而科技史家在这一领域做过或正在做着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挖掘少数民族特殊科技贡献方面，也硕果累累。这些学术成果非常有必要强调并作更广泛的宣传。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更普遍的了解。基于现有的研究结论，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领域的研究足以改变一些既有的历史观念，或至少能为既有的历史观念提供使之更全面的必要补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先民的发明与发现为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是文明与技术的纯粹输出者，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我们贡献过“四大发明”，贡献过丝织品和瓷器等等，但我们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吸收了很多重要的营养。过去我们有意无意过度解读和强调了中华民族对其他文明的重要贡献。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与其他域外民族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明交流，中华民族的存在与繁衍一定意义上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衣(棉花、西装、牛仔服等等)、食(玉米、红薯、茄子、辣椒、西瓜、葡萄等等)、住(洋楼等)、行(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等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学来的、“拿来的”。

在古代社会，文明与科技的交流，除了国家层面的比如使者的传递外，很多自发地在民间进行。南北丝路沿途，少数民族星罗棋布。在民间的交流过程中，少数民族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科技史，要研究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科技，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存并延续的中原古代文化，也要研究以少数民族为中介的文明输出，尤其要研究经过少数民族地区主动选择并首先吸收的外来技术与文化。在这一意义上，少数民族地区是吸纳外来科技文明的重要桥头堡、试验区与中转站。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成为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而特殊的力量。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下在历史与文化交流的维度能够较好配合国家“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的国际经济带建设。

如果将人类的科学技术分为若干等级，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科技，应该处于最基础、最重要的级别，因为它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个体人而言解决吃的问题是一切的前提：“毕竟，古往今来，我们每个人能完成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情，不折不扣都是由食物来提供能量的。”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道理也是一样：“食物提供了平台，让文明得以建立于其上。”*[美]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杨雅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前言。这是本文选题的重要学理依据，以农作物的培育与传播为主线，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阐释少数民族对于科技文明的特殊贡献。然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寓意。

一、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哪里？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含义，不能仅仅在现实意义上理解，而要历史地看。在中国，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这两个概念存在很多交集。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曾数次入主中原，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是汉民族占据中原核心区域，而少数民族居于边疆或偏远区域。这一格局的出现其一是由于空间上远离中原的地区本来就存在不同的族群，即自然的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原族群由于特殊原因迁移到边疆或偏远地区，在那里落地生根，久而久之形成了特殊的语言与文化，成为少数民族。在岭南、西南、西部、北部与东北部很多区域，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域和北方域外异族之间，出现了少数民族中间隔离带。以周朝为例,正如宋代洪迈所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地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军、伊雒之戎。京东有菜、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宋]洪迈：《容斋随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在特定时期各民族生活区域呈现较为复杂的动态变化态势。学界通常将东周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视为一条文化带——北方文化带或长城地带。还有学者将北方文化进一步细化分：大体沿秦国和赵国长城地带分布的北文化带，以及位于秦赵长城南面文化带成为南文化带。*单月英：《东周秦代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兼论戎、狄、胡与华夏之间的互动》，《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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